《秋瑾与二十世纪中国》书影。秋瑾是二十世纪中国最知名的女性之一。1907年7月15日在绍兴就义后，百年来，她一直为世人普遍熟悉与关注，真正当得起“活在人们心中”。对其33岁短促一生的研究早已硕果累累，关于秋瑾的讨论与叙述却一直不曾停歇。作者从二十世纪中国社会思潮的视野论述秋瑾，在细致爬梳秋瑾史料的基础上“对秋瑾的经历、人生际遇、个性、思想、诗词作品的流传，以及形象的演化等”进行了阐释，细致描摹出秋瑾的传奇人生，浓缩式地再现了近代中国激荡的思潮更迭和演进态势，借以呈现隐含其间的百年政治风云与学术潮流。供图：商务印书馆

2022年二三月间，趁着疫情未了，闲居家中，整理了迄今所写关于秋瑾的文章，辑为一书。之所以有此操作，原本是为了回应几年前的友情约稿。其实应该说，更早以前，2007年，秋瑾的侄孙秋经武先生已有过类似的提议。而写作这篇自序的此刻，上网检索，才发现老先生竟已于2021年8月故去。我的怠惰让我欠下了太多此生无法偿还的人情债。

(资料图)

为了约稿而编书固然是一个合适的理由，不过，无论提议者还是写作者，对于结集成书本当另有期待。秋瑾既然是二十世纪中国最知名的女性，对其三十三岁短促一生的研究早已硕果累累，难以计数，应该也不缺少我这一册小书的奉献。之所以执意履约，还是自认进入问题的角度与其他秋瑾研究者有别。简而言之，我对于秋瑾的考察，更多关注的是她与二十世纪中国社会思潮的关联。

显然，并不是每个研究对象都经得起这样的观察与分析。而秋瑾之足以成为话题人物，实与其个性中的好奇趋新、志向远大，甚至可以说具有强烈的青史留名欲望密不可分。由此造就了秋瑾思想的与时俱进，她的人生犹如一部传奇：从湖南时期擅长词章的“才女”，到北京时期接受男女平权启蒙的女学先进，再到留日时期崇奉民族革命的“英雌”，最终以组织武装起义的光复军领袖而被杀头。可以说，秋瑾的生命历程，浓缩式地再现了近代中国激荡的思潮演变，也比一般闭锁闺中的女性拥有了更广阔的社会牵动面。

而从二十世纪中国社会思潮的视野论述秋瑾，这一构想在本书第二辑各篇有集中体现。

全书虽分三辑，但第二辑无疑是重头戏，不仅多长文，也最近于本书论旨。辑中第一篇《秋瑾早年行迹考辨——以〈京报〉相关史料为中心》实为最晚出的论文，2021年10月写完此篇，感觉有了新作，诸文才有理由集合成编。而该文尽管仍属生平考证，乃力图确认秋瑾的出生地、赴台与入湘之年，所涉时段也在二十世纪之前，不过，思路完全是从家族史展开，亦可看出秋瑾祖父与父亲从幕僚到地方官的仕进之路，这在那个时代颇具普遍性。

接下来的《晚清人眼中的秋瑾之死》反而很早成文，这是我写的第二篇关于秋瑾的论述，也是影响最大的一篇。只是，秋瑾并非本文的主角，通篇讨论的是其1907年7月15日被杀后引发的种种社会反响。文中逐一考论了民间报刊所代表的舆论的独立性及对法制的呼唤，江苏士绅抵制浙江巡抚张曾敭调任背后的民间社团力量，山阴县令李钟岳的自杀透露出的官场分化，吴芝瑛与徐自华冒险义葬秋瑾体现的侠烈风尚，传为告密者的胡道南难逃一死彰显的暗杀威力，以及众多文学作品合力构建的爱国女杰秋瑾被冤杀的形象。凡此，都是有意借助秋瑾一案，多角度地透视晚清社会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。我看秋瑾的特别观察点也经由此文而确立。

随后的《秋瑾与贵林》从标题可知，论文的重心显然放在了满营军官贵林一边。依据新见贵林在公祭秋瑾大会上的演说词，本文力图还原其攻击秋瑾反清革命的传言，认为参祭本身已表明贵林对秋瑾有起码的同情，演说中也委婉表达了秋瑾罪不至死这层意思。但我更看重的还在贵林所具有的满族维新人士的身份，“想分辨的是，其间不只有‘革命’与‘反（对）革命’之争，也有‘立宪’与‘革命’之争；更细致区分，则贵林代表的实为满族内部期望自新的立宪派的政治理念”。我希望能够辨认埋没在历史深处的这些人物的身影，以及他们的活动与心事。

《秋瑾诗词集初期流传经过考述》本是聚焦于最早编印的三种秋瑾遗著，即1907年何震所编《秋瑾诗词》、1910年龚宝铨编刊的《秋女士遗稿》，以及1912年王时泽编印的《秋女烈士遗稿》，主要讨论各本的成书及编者情况，特别关注三个文本之间的联系以及秋瑾遗稿的来龙去脉。而我的意图又在观照各本背后隐含的社会思潮变迁，是即本文结尾所概括的“三个印本的递嬗传衍，不仅展示了秋瑾感人的精神魅力，也见证了时代思潮的演进，为无政府主义、民族革命与共和话语留下了历史的片影”。

排在本辑最后的《二十世纪秋瑾文学形象的演化》接近五万字，属于书中最长的一篇。而论文的整体构思在开篇已有揭示：晚清以来，“对秋瑾的言说本身已积淀了丰富的历史内涵，足以映现出二十世纪中国社会思潮的更迭与演进态势”。本文“将重心置于文学作品中秋瑾形象的随时变异，借以透视隐含其间的百年政治风云与学术潮流”。以此，全文从秋瑾之死起笔，主要划分为晚清、民初、1930年代、1950—1980年代以及1990年代五个阶段，剖析秋瑾如何从女界先觉，晋升为革命先烈，并最终回归真实的女性这一系列文学形象变迁背后的社会意涵。

如果说，整个第二辑都是在秋瑾之外做文章，那么，相对而言，第一辑各篇则基本扣紧了秋瑾本人。不过，即便如此，在题目的设定上，我还是有意横向拉开。置于首篇的《始信英雄亦有雌——秋瑾与〈芝龛记〉》，亦为本人在秋瑾研究上的试笔之作。围绕秋诗《题〈芝龛记〉》八章，文章着重讨论了清人董榕所编《芝龛记乐府》中的两位女英雄——明末女将军秦良玉与沈云英对秋瑾一生行事的影响。《秋瑾与谢道韫》则以秋瑾在湖湘时期所作《谢道韫》一诗为核心文本，探究其“天壤王郎”之憾，以证成这段令秋瑾痛悔莫及的婚姻，如何反转成为她走向革命的重要动力。《秋瑾北京时期思想研究》更借由钩稽秋瑾1902年北上后的交游圈，集中考论了她积极参与的近代北京第一个妇女团体“中国妇女启明社”的成立与活动状况，以及秋瑾与京城早期女学堂的关系，确认了秋瑾此期所达致的提倡女学以谋求男女平权的思想高度。最后一篇《〈中国女报〉中的“汉侠女儿”——秋瑾的国族论述与女性意识》，乃是截取《晚清女报中的国族论述与女性意识——1907年的多元呈现》第一节而成，原文分别论述了1907年出现的三种女报不同的思想旨趣，即秋瑾主办的《中国女报》之提倡民族主义，燕斌主持的《中国新女界杂志》之宣导国家主义，何震编辑的《天义报》之标举无政府主义，如何共同丰富了近代中国的思想图景。全文已编为《晚清女子国民常识的建构》（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16年）第六章。

至于第三辑的三篇短文，大致均可归入随笔。其中《英雌秋瑾》乃报刊命题约稿。最后一则《晚清上海报刊中的秋瑾祖父遗闻》，原是本人借《点石斋画报》解读晚清上海社会系列图说中的一篇，后各文汇编为《晚清上海片影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9年）一书。而本辑最值得一说的是《我欲只手援祖国——说秋瑾的女杰情怀》，和全书各篇恢复初刊题目的体例相违，本文放弃了《秋瑾》这个最初的题名，而采用了编入《旧年人物》（文汇出版社，2008年）时的拟题。写作的缘起是接受了袁行霈先生的征召，他其时正主持《中华文明之光》大型系列电视片的制作，命我编写《秋瑾》一集。我的任务是提供一篇文稿，由导演改编成分镜头脚本。片子拍摄完成并播出后，各位作者原先的讲稿也没有浪费，又整编为同名书籍出版。

参与《中华文明之光》一事之所以要特别提出，是因为我的秋瑾研究实由此启动。此次编集才发现，1996年，我竟然一连写了三篇论秋文字：1月完成了《始信英雄亦有雌》，5月《晚清人眼中的秋瑾之死》结稿，8月提交了《秋瑾》摄制底稿。自此，秋瑾也成为我最熟悉、投入时间最多的晚清女性。

而说到各文来历，第一辑前三篇，嗣后合成《晚清文人妇女观（增订本）》（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16年）第八章《秋瑾：从家庭革命到社会革命》。犹可补记一笔的是，《秋瑾北京时期思想研究》还在酝酿中，即已接受早稻田大学岸阳子教授的邀请，在日中人文社会科学交流基金会成立二十周年，1999年8月28日假座北京友谊宾馆举办的学术研讨会上做了发言。

第二辑中，《秋瑾早年行迹考辨——以〈京报〉相关史料为中心》的成文相当偶然。2021年应浙江越生文化传媒集团邀请，为《大家文萃系列丛书》选编秋瑾读本。而依照丛书体例，最后须附一《秋瑾年表》。按说秋瑾年谱已有多家撰写，化繁为简，编制起来应不费事。不料，此事一入手便疑问多多，秋瑾早期生活轨迹几乎言人人殊。念及当年其年龄幼小，多半只能随宦，我便去检索《申报》数据库，竟然真在《京报》与新闻报道中发现了秋瑾祖父与父亲确凿的仕宦经历。论文也写得相当顺畅，自认可为相关积案下断语。

《晚清人眼中的秋瑾之死》先已编入《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》（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04年），为第十章。其最初发表于台北的“百年来中国文学”学术研讨会的情况，已见该书《后记》。《秋瑾诗词集初期流传经过考述》也是一篇为会议写作的论文，2014年5月在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“今古齐观：中国文学的古典与现代”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首次宣读。

需要单独叙述的是《秋瑾与贵林》一文的发表。此篇系专为2007年7月15日在绍兴举办的“纪念皖浙起义暨徐锡麟、秋瑾就义一百周年”学术讨论会而作。而我之与会，乃由秋经武先生先行联络。7月14日傍晚抵达后，我也有幸应邀参加了在绍兴饭店举办的秋氏家宴，因韩国秋氏宗亲会为秋瑾百年祭组团来了三十多人。当时听到的说法是，韩国的秋姓族人有三万多，这很让我惊讶。

事后想来，我在纪念秋瑾就义百年的研讨会上，提交了一篇为满人贵林申辩的论文，确实有些不合时宜。我当然也了解，不少学者抱怨研究对象的家属或后人对其学术工作造成了干扰。不过，秋经武先生倒是对我格外有耐心，虽然我知道他不满意我的论述，包括我对秋瑾丈夫王廷钧的恕词，但他也只是辩称：“王家并未准许秋瑾的棺木葬入家族墓地。”以此指出我的王家接纳了秋瑾灵柩之说并不准确（我的根据是，秋瑾弟宗章《六六私乘》中有记，“先大姊灵榇返湘，与姊婿合葬”）。秋经武先生还签字赠送了一册由他编著的《精卫石之陨——秋氏亲人记秋瑾》（远方出版社，2003年），此书连同他与郭长海先生合编的《秋瑾研究资料·文献集》（宁夏人民出版社，2007年）两大册，均已成为研究秋瑾必读的参考书。

依我所见，秋经武先生对推动秋瑾研究确实竭尽心力，功不可没。为此，我推荐过《葬秋》（Burying Autumn）一书的作者、美国加州大学尔湾校区的胡缨教授拜访过他。最后一次联系，是他为《竞雄女侠·秋瑾》上映，来北京后给我打电话，电影中秋瑾打丈夫一类情节的编造让他非常愤怒，表示要告上法庭。不过我至今没观看过这部影片，当场也无以表态，这或许让秋经武先生颇为失望。

最有戏剧性的还是《二十世纪秋瑾文学形象的演化》。此文的构思源于耶鲁大学孙康宜教授发来的会议邀请，不过，2003年3月初我刚刚动笔撰文，SARS疫情就开始蔓延。很快，我的论文也在写出两节后搁笔。再往后，《山西大学学报》来约稿，我即将此二节改题《秋瑾之死与晚清的“秋瑾文学”》交出。既然没有会议截稿时间的催促，这篇论文于是时断时续写了十年。直到2013年5月，贵州教育出版社“20世纪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丛书”准备重印《秋瑾女侠遗集》（贵州教育出版社，2014年），我为之撰写《导读》，才算为这篇长文画上了句号。

如今编辑书稿，重读此文，二十年弹指而过，怎能不感慨系之？

（本文作者夏晓虹系北京大学中文系荣休教授，现为河南大学讲座教授。主要关注近代中国的文学思潮、女性生活及社会文化。本文经出版方授权摘发，现标题系编者所加）

来源：中国青年报客户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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