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父亲周颂棣（原名：钜鄂），1906年生于浙江诸暨五泄的一个山村。1924年父亲从杭州宗文中学毕业。同班有位同学叫潘振球，浙江宣平人（现属武义），他的同宗兄弟是潘漠华，浙江省第一师范学生。潘漠华才思敏捷，当时同汪静之、应修人、冯雪峰结成湖畔诗社，发表了不少新诗和文学著作，在青年知识分子中享有盛誉。同年，父亲与潘振球、潘漠华以及一帮浙江籍学生赴北京投考著名学府——北京大学，考试结果只有父亲和潘漠华两人被录取。其余人有的改去其它学校或干脆在北大当旁听生。北大学制是六年：前两年是预科，后四年是本科。经过预科阶段，我父亲进了北大二院的数学系，潘漠华进了北大一院的外文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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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大学红楼。CFP供图。

北大位于沙滩，最出名的是一座红楼，兼用于教学和办公。此外，并无教工和学生宿舍。名教授如蔡元培、陈独新、胡适等，收入较高，都租用独立的四合院。普通学生则租用老百姓开办的民租房。父亲租的是集贤公寓，潘漠华租的是通和公寓，都在沙滩附近。所谓公寓并非高档住宅，只是一些平房而已。

宗文中学的另一位同班同学叫张天翼，和我父亲同岁，湖南湘乡人，其父亲在杭州当了一个小官，生活还过得去。本来张天翼也准备同众人一起考北大的，却临时变了卦，去了上海攻读上海美专，但又不满意，第二年重新考入北大，进了文学院。他也住在沙滩附近扥一家公寓中。

上面提到的两人是父亲在北大时最接近的。此外，尚有一些浙籍老乡，其中有赵平复（笔名柔石）、邬光煜（临海人）、冯雪峰（义乌人）、姚篷子（诸暨人）等。这七、八个年青人汇成一个非正式的小群体，经常聚在潘漠华的通和公寓谈天说地，不仅讨论从西方进来的文学名著，更多的是针砭时弊。潘漠华是1902年生的，年纪稍大一些，相当成熟老练，具有吸引人的组织能力，自热成为这群年青人的核心。

北大的学风崇尚自由、民主，在学术上老师可以各抒己见，学生也可以提出质疑，甚至反驳。上课可上可不上，课堂对外开放。外系学生或者校外学生都可以来旁听，来者不拒。因此，当时社会上、世界你上各种政治思想都在北大交汇。有共产主义理论，也有国家主义、无政府主义理论，任凭青年学生选择。

虽然，辛亥革命已有多年，但是国家并未进入民主共和。四处是封建军阀割据。南边的孙传芳、卢永祥；北边的冯玉祥、吴佩孚、段其瑞。而且还相互争斗，夺取对方势力范围，“你方唱罢我登场”。我父亲在北京的这几年，北京是由土匪出身的奉系军阀张作霖所统治。同时，世界列强也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，残害我国人民。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展开。上海、青岛的日本纱厂工人先后举行罢工，却遭到了日本军警合军阀的镇压。1925年，上海发生震动全国的“五卅”惨案。学生、工人、工商界进行了空前规模的几十万人大罢工、罢课和罢市。全国各大城市纷纷响应，大大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威风。1926年，北京又发生了激起全国人民极大愤怒的“3.18”惨案。这些活生生的事实促进了全国反帝反封建运动，揭开了大革命高潮的序幕。

在激荡人心的岁月里，这个浙江籍学生的小圈子里的人开始觉醒，不能再埋头读书或者坐而论道，空谈什么理论，而是坚定地站了起来，参加各种集会、游行，逐步走上革命的道路。北大是先进思想和运动的发源地。陈独秀、李大钊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，他们是革命青年的引路人。北大有位学生叫刘仁静，湖北人，1902年出生。他是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。刘的外文很好，在苏联召开的共产国际会议上，他是陈独秀的翻译。刘在北大的学生中有组织能力和威望，争取了一批学生参加了党的队伍。

我父亲这个团体中最早入党的是潘漠华，他受党的指派参加了北伐军，首先离开了北京。随后不断变换岗位，从事各种革命活动，他先后四次被反动派抓捕。最后一次被捕是他在天津任中共地下市委宣传部长的时候，在关进河北第一监狱后，遭受残酷迫害而牺牲。

1926年，张天翼也参加了共产党，旋即他又介绍我父亲入了党，另一位介绍人则是刘仁静。

大革命失败后，小团体成员纷纷南下，团体不复存在。张天翼去了南京，既教书又写小说，成了著名小说家。在白色恐怖的年代里，白区党组织被破坏殆尽，只留下个别党员还在活动。张天翼就是我父亲在上海的单线联系人。冯雪峰和柔石也都去了上海，成为鲁迅周边的战友和学生。冯1934年随中央红军长征，后来成为我国顶级的文艺评论家，柔石发表了成名小说《为奴隶的母亲》《二月》（即电影《早春二月》）等，于1931年同殷夫、胡也频、冯铿等人一起被捕，牺牲在上海龙华刑场。邬光煜则远去新建，被军阀盛世才关了好多年，直到盛世才倒台方被党组织营救出来。

这就是觉醒年代一群年青学生的故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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